大饼说汽车
新浪微博
微信
当前位置:大饼说汽车网 » 周公

汉武帝真的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了吗?历史真相可能挺复杂

或许大多数人自从上小学起,就从历史教材、通俗读物,甚至是学术论著中得知:汉武帝时,采纳董仲舒的建议,实行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的政策,实现了思想文化上的“大一统”。

尽管现在学术界在“独尊儒术”究竟是公孙弘,还是董仲舒首倡?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的,究竟是田蚡,还是汉武帝?西汉历史上,究竟有无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政策的实行等问题上,还存在分歧和争辩。但从总体上来看,汉武帝实行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政策,应是史实。问题关键在于:汉武帝是否因真心信仰儒家学说,而使之“独尊”?汉武帝“独尊儒术”的真相是什么?如果不是汉武帝,是谁真正实现了“独尊儒术”?

一、汉武帝为政之实质——“以霸王道杂之”

在汉朝前期“黄老学说”盛行的时代,汉武帝自小接受的却是儒家思想的教育。汉景帝立刘彻为太子,任命倾向于儒学的卫绾为太傅,复拜大儒申公的弟子王臧为太子少傅。

猜你会看

古代除了“通房丫鬟”,还有一种丫鬟,也要随时满足主人的需求

解答:汉武帝晚年真的为卫太子之死“悔悟”过吗? | 刘三解

建元元年(前140年),汉武帝诏令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。时任丞相卫绾上奏曰:“所举贤良,或治申、商、韩非、苏秦、张仪之言,乱国政,请皆罢。”其奏议被汉武帝采纳。

在尊崇儒学的窦婴、田蚡支持下,儒家学说一度盛行:“婴、蚡俱好儒术,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,王臧为郎中令。迎鲁申公,欲设明堂,……以礼为服制,以兴太平。”

《汉武大帝》窦婴、田蚡剧照

此次儒学复兴,因“赵绾请毋奏事东宫”,同时侵害了诸宗室贵族的既得利益,遭到窦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抵制和反击,“罢逐赵绾、王臧,而免丞相婴、太尉蚡”。

窦太后去世后,“武安侯田蚡为丞相,绌黄老、刑名百家之言,延文学儒者数百人。”汉武帝立《五经》博士,开弟子员,设科射策,劝以官禄,“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”。

汉武帝尊崇《春秋公羊》学,又曾习《尚书》,晚年又习《诗》。立太子后,诏卫太子受《公羊春秋》。卫太子死后,武帝立幼子刘弗陵为太子,命蔡义、韦贤以《诗》进授昭帝。

卫太子和刘弗陵

武帝时,诏书频频征引儒家有关经典文句,以加强皇帝诏令的权威性,蔚成风尚。儒学对西汉一代政治、经济、法律、礼仪制度、民族关系、教育、文化、社会生活等领域,施加强有力的影响。

需要注意的是,汉武帝虽尊儒,但他并不欣赏那些拘守儒家学说,不知时宜变通的“腐儒”,他更欣赏能将儒家学说与治世妥善结合者,“惟江都相董仲舒、内史公孙弘、儿宽,居官可纪。三人皆儒者,通于世务,明习文法,以经术润饰吏事,天子器之。”

董仲舒浮雕

据对汉武帝一朝官僚出身阶层的统计,也可看出,在三公九卿、王国相、郡太守帝国中、高级官僚队伍中,与其他阶层相比,儒吏甚至不占任何优势。

这也充分说明,汉武帝尽管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,但其为政实质,依然如其曾孙,即汉宣帝所说“汉家自有制度,本以霸王道杂之”中的“霸王道”,后世一般将其解释为“霸道(法家)”+“王道”(儒家)混用,另一常见的术语,则是“儒表法里”。

二、汉元帝时皇家宗庙制度儒家化改制

汉元帝刘奭(生卒年:前74年—前33年。在位年:前49年—前33年),汉宣帝刘询与嫡妻许平君所生子。少时即好儒,曾因此差点被废:“壮大,柔仁好儒。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,以刑名绳下,……尝侍燕从容言:‘陛下持刑太深,宜用儒生。’宣帝作色曰:‘汉家自有制度,本以霸王道杂之,奈何纯任德教,用周政乎!且俗儒不达时宜,好是古非今,使人眩于名实,不知所守,何足委任?’乃叹曰:‘乱我家者,太子也!’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,……上有意欲用淮阳王代太子,然以少依许氏,俱从微起,故终不背。”

汉元帝剧照

刘奭即位后,在儒者出身的丞相韦玄成等人支持、推动下,对西汉初确立的与儒家经典不合的皇家宗庙制度,进行了改革。这次改革,是分两步完成的:

第一步是将自汉惠帝至汉宣帝时期,在郡、王国为高帝刘邦、文帝刘恒、武帝刘彻修建的167所宗庙,一概拆毁。这次改革,很顺利的推行完成。

第二步是仿效儒家经典记载的“七庙”礼制,实行汉朝皇家宗庙“毁庙”礼制。这次改革,因牵涉到对汉文帝、汉武帝历史地位的评价,及汉武帝晚年爆发的“巫蛊之变”这一敏感时政,在统治阶层内部引发了剧烈的争辩。汉元帝、韦玄成为弥缝诸派异说,可谓绞尽脑汁,改制方案多次推翻重制,前后延宕一年多的时间,韦玄成提出的兼顾众臣意见,表面上符合儒家经典的改制方案,才无异议地获得通过。

这一方案是:皇家宗庙有高、文、景、武、昭、皇考(宣帝父刘进)、宣7所,符合《礼记》等“天子七庙”规定;上述7庙分属“君统”(高、文、景、武、昭、宣)、“宗统”(高、文、武、昭、皇考、宣),实质为“六庙”之制。

三、汉成帝时郊祀、职官制度儒家化改制

汉成帝刘骜(生卒年:前51年—前7年。在位年:前33年—前7年)虽在历史上因贪酒好色,外戚擅政,一直蒙受“差评”。不过,西汉帝国郊祀、职官儒家化改制,却是在汉成帝在位期间完成的。

儒家经典记载,西周时有祭祀天、地的郊祀礼:冬至日在京城南郊圜丘(或作“圆丘”,自然形成或人工修建的圆形土丘)祭天,夏至日在北郊方丘(自然形成或人工修建的方形土丘)祭地。

在中国古人观念中,天为阳,地为阴。冬至日是阴尽阳生之日,所以选此日祭天;夏至日是阳尽阴生之日,所以选此日祭地。南方为阳,北方为阴。所以祭天的地点在都城南郊,祭地的地点在都城北郊。天为圆形,地为方形,所以祭天坛“圜丘”为圆形;祭地坛为方形。因祭地坛四周环水,以象四海,故亦称“方泽”。今北京的天坛、地坛,即明清时期皇帝大致仿效周礼,举行郊祀礼的场所。

天坛(圜丘、圆丘)、地坛(方丘、方泽)

春秋战国时,秦信仰“五帝”,先后修建西畤、鄜畤、畦畤(白帝),密畤(青帝),上畤(黄帝),下畤(炎帝、赤帝)。秦统一后,将六畤改为雍(秦国故都,今陕西凤翔)四畤,皇帝每三年的岁首十月,在雍地修建的鄜畤、密畤、上畤、下畤四畤,祭祀青、黄、赤、白四色帝。

汉承秦制,刘邦又于雍增建北畤,祭祀黑帝。汉文帝又在渭阳修建五帝庙,于四月举行祭礼。汉武帝即位初,也于雍五畤祭祀五帝。后来,他又采纳方士缪忌的建议,以“泰(太)一”为地位最尊的天神,降五帝为“泰(太)一”辅佐;在京城长安东南郊修建“泰(太)一”祠,举行祭祀。汉武帝后又为天一、地一、太一修建神祠。汉武帝还在甘泉宫(位于今陕西淳化西北甘泉山)修建泰畤,称甘泉泰一,祭祀天地。

元鼎四年(前113年)冬,汉武帝又在河东汾阴(今山西万荣县西南)修建后土祠。

后土祠

汉成帝建始元年(前32 年)十二月,在儒者出身的丞相匡衡推动下,分别在长安城南郊修建圜丘,在北郊修建方丘。翌年正月,在南郊祭天,三月,在北郊祭祀后土。这是汉代南郊祭天、北郊祭地的开始。这一遵循儒家经典实行的郊祀礼制,虽在成帝、哀帝时,或因皇帝无子嗣,或因皇帝多病,曾两度废罢。但自王莽再次仿效周礼制定郊祀礼制后,历代皆大致遵循不变。

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等儒家经典记载,周代中央,实行天官(冢宰、大宰)、地官(司徒)、春官(宗伯)、夏官(司马)、秋官(司寇)、冬官(司空)制。

秦实行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为首的“三公九卿”制。

汉成帝前,西汉中央职官基本沿袭秦制,仅对“九卿”若干职官名,进行了变革。

汉成帝时,改三公官名:太尉改称大司马,御史大夫改称大司空。汉哀帝元寿二年(前1 年),改丞相为大司徒。这一系列改动,显然是受儒家学说影响的结果。

文史君说

汉武帝虽实行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政策,但他并非真心尊崇儒家学说,而仅仅将儒家学说作为雕饰、粉饰统治的工具。汉武帝施政的本质,依然是杂霸、王之道,唯利是图,无常式可循。真正信仰、尊崇儒学的,反而是饱受后世诟病的汉元帝、汉成帝。他们在位时,分别推行的皇家宗庙、郊祀、职官诸制度的礼制化、儒家化改制,恰恰是其尊崇儒学的真实体现。清代皮锡瑞《经学历史》曰:“元、成以后,刑名渐废。上无异教,下无异学。皇帝诏书,群臣奏议,莫不援引经义,以为据依。国有大疑,辄引《春秋》为断。”


相关报道